2020北京医学创新与转化大会 北京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主任委员蔡葵：“身家”上亿的医疗工程师，被忽视了

　　每个医院里都有一群“身家”上亿的人，他们管理着医院所有的医疗器械，但却因职能定位不够清晰，发展路径不够完善，薪酬待遇不尽人意等原因，这些人才每年都在流失。

　　他们就是医院里的临床工程师。北京医学会医学工程学分会主任委员、北京医院原器材处处长蔡葵在日前召开的2020北京医学创新与转化大会上接受健康界采访时指出，我国迫切需要一支职业化的临床工程师队伍，运用信息化手段，实现医疗器械技术使用的安全、有效、经济、适宜。与此同时，这支队伍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植，让他们有一条顺畅的职业发展道路。

　　在我国的医疗体系中，医疗岗位的最高职称是主任医师，护理岗位的最高职称是主任护师，以技术人员为主的技师岗位最高职称是主任技师，都是正高级职称。唯有医院里的工程师，最高职称是高级工程师，相当于副主任医师级别属副高级职称。

　　“医院里的工程师处境一直很尴尬，他们同样接受过顶尖级的高等教育，有些也是博士毕业，但从职称角度来讲却没有正高级别的技术职称，在薪酬上也与临床医、护、技等有一定差距。”蔡葵对健康界坦言。

　　蔡葵惋惜地说，“很多优秀的医疗工程师走到副高职称后就离开了医院。这种人才的损失，首要冲击的就是医疗成果的转化和医疗技术的创新。”

　　健康界了解到，在欧美很多国家，医生在接受医学教育之前都要接受3～4年的大学理工科教育，之后才能系统的接受医学教育。所以，他们的医生同时可以兼任临床工程师的角色。

　　我国的医学教育模式与这些欧美国家不同。我国的医学教育更强调诊断、治疗、解剖、生理这些医学类课程，相对而言对于医学生的理工背景要求不是很高。

　　这些客观条件本应是临床工程师职业发展的“助推器”，更方便他们可以与一线的医、护、技人员合作，将临床成果转化成为医疗产品或设备，更好地服务于临床。但优秀医疗工程师的流失，使得医疗器械的创新转化成为“纸上谈兵”。

　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临床中，医疗器械的直接使用者是医生、和医疗技术人员，其根本功能是解决临床问题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医生、意识到，想要创新就要把想法转化成行动，在实践中判断想法是否可行。在蔡葵看来，医务人员的这种创新意识想要得到转化，首先需要医院领导的重视，要有一个相对专业的部门或者是医务、护理、医工等与之关联比较密切的部门共同组建一个委员会建章立制，在架构上推动临床的创新及成果转化。

　　临床工程师管理着整个医院的医疗器械，这些医疗器械通常占比医院总资产的50%以上，动辄价值十几亿，但临床工程师却往往不被认为是医疗工作中的一份子，而是后勤，地位比较尴尬，积极性也不够高涨。“只有让他们做更多与技术相关的工作，才能更好地发挥现有工程师的作用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。”蔡葵坦言。

　　打开国家专利局的网站，可以检索到很多医疗器械相关的专利，但缺少医疗器械的创新，也就是没有转化，即便是我国原创的医疗器械，也是以技术含金量相对较低的医疗器械为主。

　　归根结底，医护人员虽有创新意识，但机制不够完善，临床中优秀的工程师又处于匮乏或不够积极的状态，所以想将专利转化成成果，存在较大难度。

　　“行业要发展，仅凭民间团体、社会组织是远远不够的，根本上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，政策好了，人自然而然就过来了。”蔡葵呼吁。

　　目前，我国对于从事大型医疗设备管理的人员，并没有权威的资格认证。蔡葵告诉健康界，“这就存在一些问题，价值不菲的设备什么样的人才能动？医疗系统的更新速度非常快，临床工程师能否跟上这个发展速度？”

　　对此，蔡葵建议，与医疗器械相关的学会、协会等社会组织应该积极发挥作用，可以在获得国家、地方授权后在一定区域里组织培训、考试，保证临床工程师从业的基础知识能够过关，并定期组织临床工程师对设备维修、质控、保养等知识进行学习，保证“不落伍”。

　　曾几何时，医疗机构将医疗器械和耗材的购置引进作为利润增长点，但随着近些年国家政策的转变，医疗机构正在向注重医疗质量和临床诊疗的导向回归。

　　与药品耗材的同质化程度较高不同，医疗器械的同质化目前还不容易实现，因而不少医院在医疗器械管理方面都引进了更新的理念，比如HTA（卫生技术评估），通过循证的方式，从社会学、经济学、伦理等角度评估器械引进给医疗机构带来的利弊。

　　除了新的评估方式外，“医院医疗器械管理部门一定要引进信息化手段来进行管理。”蔡葵认为，“现在医疗器械太多了，63个大分类，几千个不同的医疗器械，上万个不同的品规和型号，依靠人脑去记忆是不可能完成的。”

　　目前，国家药监部门已经开始推广UDI。蔡葵认为，未来每一个器械、耗材，都将有唯一的识别码可以进行溯源，医院里的医疗器械管理也将更加完善，这必将是未来的一大趋势。